在最近的兩會上，作為中超今年新贊助商的中國平安銀行武漢分行行長萬安培正式提議，修改《國籍法》，以讓更多的歸化球員有機會為中國隊效力，并提高中國隊的整體水平。

其實這樣的提法早就已經有了。從當年甲A時代，四川全興的外援馬麥羅，到前兩年廣州恒大的穆里奇。許多效力于中國聯賽的外援都和國足傳出過“緋聞”。然而由于種種限制，這樣的“歸化目標”最終都沒能披上國足的戰袍。在這其中原先的《國籍法》飽受詬病，由于不承認雙重國籍，以及入籍程序十分繁雜，不僅是在足球界，許多其他行業的外籍人才也大多只能望“籍”興嘆了。甚至有人調侃說美國人拿中國國籍，似乎比中國人獲得美國國籍還要難。

當然，今天我們不會去討論關于《國籍法》的問題。我們要說的是萬安培行長對于修改《國籍法》原因的闡釋。對于原因，用萬行長自己的話講，引進歸化球員能在較短時期提高中國足球的競技水平，振興中國球市，吸引更多的球迷關注足球,更多的企業投資足球，更多的青少年獻身足球，從而帶動校園足球和群眾性基礎足球的蓬勃發展。

老實說，其實這些話也都是一些官話，套話。但細細分析下來，也不無道理。首先說這些早先的歸化目標確實在能力上勝過國內球員，他們如果能夠加盟，肯定會對中國足球的提高起到一定作用。而水平的提高也肯定會推導出后面一系列的結論。更何況這樣的情況已經有了例證，無論是當年日本足球對于日裔巴西球員的歸化，還是卡塔爾，阿聯酋等中東國家的四處“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國足球的發展。即便是在歐洲足球強國，意大利的卡莫拉內西，德國的卡考，西班牙的迭戈科斯塔等人也都是歸化球員的典范。

而在所有“歸化”之中，最成功的恐怕就是我們的近鄰日本了。由于歷史淵源，日本和巴西兩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許多日本人都在20世紀初移民了巴西。這也讓很多巴西人都有著日本血統，而正時憑借著這一點，日本足協在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大批的引進計劃。而且在實驗了一段時間后，日本人逐漸將方式變換成了深度培養，即從巴西找到日本人后裔，然后帶回日本培養，從直接買“現成”的，變成了“來料加工”。這樣的結果就是所有歸化球員基本上都對日本人的做事方法，價值觀等產生了深度認同。從內爾松吉村，到拉莫斯，三都主，再到近年的田中斗笠王，哈維納爾，他們除了外貌之外，基本上都成了帶有國際足球風格的日本人。

更重要的是，日本不僅是在球員上的大舉引進，也同時“配套”了諸多的外籍知名球員和教練。濟科，鄧加，利特巴爾斯基等一大批聲名赫赫的球員同時帶著先進的足球理念走進了東瀛的足球賽場。一向對移民政策十分嚴苛的日本人，在足球上卻體現出了認人不避“外”的特點?？偨Y起來，日本人的做法就是“球員國際化”，“精神本土化”，“思維全球化”。

有了這三“化”的保駕護航，日本人在歸化引進方面越做越大膽，而本土球員在他們的帶動下水平也持續升高，本田圭佑，香川真司等球員不斷涌現。

“洋為中用”，這是我們的先賢一直倡導的一種引進模式。而今天的日本也正是在踐行著這一過程。我們很欣喜的看到了足球業內人士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這種模式的好處，但是如何發展出一套適合中國足球發展的途徑，仍然是需要智慧和我們不斷嘗試和摸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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